敦煌是古代中原与西域间的交通要冲，长期处于多民族共居的局面，形成了多语言、多信仰并存的文化生态，孕育了展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与文化自信的敦煌文化，也映射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厚历史底蕴。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翻译成为互学互鉴的关键媒介，既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为敦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亦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向世界深入阐释和推介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时代要求。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因此，有必要以译为媒，向世界讲好敦煌故事，推动敦煌文化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使国际社会在文化浸润中深化对当代中国的理解与认同，促进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译响千年：敦煌文化翻译之演进

　　敦煌的独特地理位置催生了对翻译的迫切需求，而长期的翻译实践则进一步推动了敦煌文化的生成、演化与繁盛。金光华李亚鹤发现汉时佛教东传，敦煌成为东西僧侣的会聚地，并发展为佛典汉译的重要中心，带动了佛经翻译的系统化发展。译经的影响还超越文字，延伸至视觉表达，敦煌石窟中精美绝伦的经变画便是佛经内容的图像化呈现。吐蕃统治时期，吐蕃人、汉人、吐谷浑人共居敦煌，翻译内容从宗教拓展至科技、历史、军事、文学等多领域，大量汉文典籍被译为藏文，为汉藏文化的互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丝路贸易的繁荣使得翻译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间商旅通过语言互学，实现了和平合作与互利共赢。此外，莫高窟出土的汉译粟特文佛典、叙利亚语《圣经·诗篇》进一步印证了丝绸之路上的多语互动格局，展现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莫高窟藏经洞在20世纪初被意外发现后，大量珍贵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引发西方世界对敦煌的广泛关注，国际显学敦煌学随之诞生。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在这一进程中，翻译成为理解和传播敦煌文化的重要认知手段，主要表现为译介和译写两种形式。译介成果以敦煌文献译本为核心，涵盖敦煌遗书、学术研究、艺术画册及文学创作，自1914年7月翟林奈（1875—1958）首次译介《敦煌录》以来，汉英翻译已延续百余年，推动了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敦煌学的国际交流。金光华李亚鹤发现译写成果则包括所有以外文书写的敦煌学研究及敦煌相关的其他作品，如美国记者艾琳·文森特（1919—1997）1948年到访敦煌的见闻录《神秘绿洲：敦煌千佛洞》。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1892—1973）为该书作序，称此行为“朝圣”和“伟大的探险”。这些成果不仅促进了敦煌知识的跨文化、跨语言流动，更在全球视野中塑造了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形象。

　　翻译在古代推动了敦煌文化的形成，在现代促进了丝路精神的传播，使敦煌从丝绸之路的历史节点跃升为中国文化的世界象征。如今，翻译持续赋能敦煌文化，不仅拓展了敦煌的国际影响力，更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表达。